夏斌，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曾担任证监会交易部主任、央行非银司司长，第一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
作为一位中国资本市场的亲历者，老夏认为，下一个三十年末，中国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将是世界前沿，名列前茅，因为届时中国经济总量逼近甚至超过美国，届时人民币资本项下已开放，人民币市场必然是国际最大的金融市场之一。
深交所往事
当时指数暴跌，深圳综合指数好像最低到98点左右，回北京探亲，上小学的女儿问我，爸爸，上海指数还有二百多点，你们那个指数快跌没了！听后心中很受刺激，不是滋味，我下决心要编成分股指数，而且一编就把基数编到1000点，再跌也比上海高！
《21世纪》：能不能说说你就任深交所首任总经理的故事？
夏斌：1993年初，刚成立证监会，刘鸿儒主席要人，也许是“阴差阳错”把我要去了。到证监会做交易部主任，后来说信息部没主任，也一块当吧。那个时代证监会不像现在，有那么大的“权重”，市场上许多事情是由两个交易所说了算。
当时深交所正缺一把手，就又把我调过去。刚去恰遇股市涨了几天，香港报纸说，夏斌是朱槠基派去的，带了几个亿的资金，股市就往上走。后来又跌了，长时间是跌的，当时主要受宏观调控影响。交易量很小，才一二个亿，跟现在不能比。
《21世纪》：实际上在您的任期里，深交所由区域性交易市场变成与沪市比肩的全国性交易所，当时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夏斌：我从国家机关下来，知道当时的政策其实对上海和深圳的交易所是平等的，并不存在谁大谁小、谁主谁次的问题。而且，深圳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比上海有优势。当时市场上有句话叫“早看深市，晚看沪市”，我就改交易时间，中午也要看深市。交易时间是我们自己定的。一到春节，两市休假时间也不一样，苦了券商了。与上交所竞争到白热化的时候，我跟刘鸿儒主席汇报工作时说，我尊重你刘主席，但我现在也不能全给你讲竞争中的真话了，因为我还要干事，要超过上海。
当时指数暴跌，深圳综合指数好像最低到98点左右，回北京探亲，上小学的女儿问我，爸爸，上海指数还有二百多点，你们那个指数快跌没了！听后心中很受刺激，不是滋味，我下决心要编成分股指数，而且一编就把基数编到1000点，再跌也比上海高！
指数编的时候，选择流动性大的、产业结构代表性强的、市值大的股票，不断进行组合模拟，看哪个模拟结果最漂亮，涨得最好，当时是绞尽脑汁要让指数编得漂亮。
《21世纪》：当时深交所与上交所的竞争很激烈？
夏斌：是的，为了打开市场，拉上市资源，我们就像现在纽交所、新加坡、伦敦交易所到中国来一样，我们到全国各地设办事机构，与上海竞争，甚至在上海眼皮底下拉公司到我那里去上市，这是很难的事。
在到各地宣传中，四川股民做深市的多。见了我很亲，说“我们就跟你夏总干了，你大胆干吧，输了我们不怕，最多再跑到西藏去挖半年冬虫夏草就是了”。股民信任我。拉我到证券营业部发表演说，照相，特亲近。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我能没有干劲吗！
适度金融创新应当被鼓励
在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中间，一系列新产品、金融工具推出的时机问题，第一，首先要看准它，认清它；第二，不要过分的把市场的东西和政治扯得太近，有些并不会影响政治稳定，是因为可能你没看明白它。只要金融约束、市场化制度越来越严密，就可以适当加快推出新品种和新的金融工具。
《21世纪》：在您任期里有一件不得不提的事就是处理“327国债期货”事件，您能给讲讲当时的情况吧？
夏斌：在国债期货上，深圳一开始就执行很严厉的制度，当时我要求期货部经理，期货绝对不能出事，最后也没有出事。上海出事以后，北京一个电话，说明天就停(327国债期货)。
停完之后如何平仓？非常为难，非常紧张。当时，上海已闹得较凶，武汉也不太平，深圳选什么价位平仓？怎么办？当时的市府领导和证管办主任刘新华都说相信我，让我自己来定价。一天正是深圳人代会开会期间，政府突然电话找我，说会场门口很多老百姓在闹事，起初他们不知怎么回事，后知与夏总交易所有关，就把我叫去了。一批警车跟着我，怕他们打我，我说，今天他们不会打我，因为平仓价位我还没宣布，见到我就会高兴。
到了现场，我说你们不要闹，选几个代表到屋里，谈完诉求后，我说回去研究。那天好像是空头群众，第二天多头知道我昨天见了空头，会被他们“眼泪”迷住，又来闹。我又去见了多头群众。
接下来怎么办？我当时的策略是，第一，后发制人，看看北京、武汉如何定平仓价位；二是在决定深圳平仓价位前，派人赶紧去调查，在不同的价位是谁输谁赢？后来发现在某一价位上仅有几个大机构输，其中一家股东是人民银行，我说好，这就不怕了，能保护着大量散户就行，我心里有数了。
在公布价位那天，很多股民聚集在交易所，当时的公安局长兼深圳市委常委来视察，结果深圳平仓那天交易所外格外的平静，没出一点事。
《21世纪》：您认为那次事件的原因是什么？现在证监会又在积极研究国债期货，打算在适当时机推出，您怎么看？
夏斌：第一，现在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各种制度，统一、健全、严密，不像当时是两个交易所自己干，规则也不太一样，没有受到更多约束，有的确实不严密，比如最直接的保证金制度。当时两个交易所为了竞争市场规模，实际上有些做法是欠妥的。
第二，现在投资者经过多年的打拼、磨练，证券知识普及多了，也相对成熟了，所以证监会可以酌情考虑推出一些新品种。
《21世纪》：新品种方面比如股指期货的推迟推出您怎么看？
夏斌：在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中间，一系列新产品、金融工具推出的时机问题，第一，首先要看准它，认清它；第二，不要过分的把市场的东西和政治扯得太近，有些并不会影响政治稳定，是因为可能你没看明白它。只要金融约束、市场化制度越来越严密，就可以适当加快推出新品种和新的金融工具。
《21世纪》：创业板马上也要开闸了，您有什么想法和建议么？
夏斌：推出创业板是为了鼓励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上市，是直接提升我国经济结构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一定要大力支持。
监管部门和市场中介机构要对有创新能力又具有盈利能力的中小企业，以一定手段把其风险隔离出来，把风险降到最低点，并保证可预期风险信息的透明与公开；二是在全球经济复苏慢于中国经济复苏的前提之下，全球游资过多，创业板推出时更需要有关部门加强外汇流入的管理，防止外资在创业板问题上的推波助澜和恶炒；三是在创业板开创之初，监管部门要加快审批速度、加快上市速度和上市数量，尽可能减少创业板股票刚刚上市的供需缺口，尽可能减少上市后股价的过度波动。
辉煌三十年
到下一个30年末，不出政策意外，毫无疑问，中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肯定是世界前沿，名列前茅。道理很简单，因为到下一个30年末，中国经济总量逼近甚至超过美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人民币资本项下又全部开放，人民币在国际上可自由兑换，人民币市场必然是国际上最大的市场之一。
《21世纪》：您如何评价建国60年我国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取得的成就？
夏斌：六十年正好可分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可以说中国没有真正市场意义上的金融。中国是世界金融大海中的“孤岛”。金融是财政部的“出纳”而已；第二个30年，我们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应该说取得了很大成绩。改革开放三十年，十三亿人口，年均9.8%的增长，这是人类经济的奇迹。但是很多人还简单批评金融明显滞后。这个声音上世纪80年代有，90年代有，现在也有。我不否认中国金融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但我们取得三十年伟大的经济奇迹，应该也说明金融相对中国30年的国情，总体上是不滞后的。如果是明显滞后、一直滞后，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经济成绩。
比如说，在大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问题上，我们坚持了外国股东加起来不超过25%的规定，有些高官曾想突破，认为进一步扩大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比例有利于改善我国微观金融治理结构，并称，微观金融搞好了，宏观经济就安全了。我是坚决反对的。今天，美国危机了，这个事越看越清楚了，捷克、波兰、匈牙利很多银行是外国银行控股的，这些国家的银行贷款很多是国外银行贷款，危机了，外国银行把资金一撤，这些国家经济全都出大毛病了，有的到IMF去“要饭”吃了。
《21世纪》：您现在对金融机构改革有什么建议？
夏斌：我认为，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银行的控股权一定要控制住，特别是中国的体制改革还没到位，过程中还不知道会有什么事，因此“核心资源”不能让外国投资者控制。对政策性银行的问题，不要太幼稚。在大国崛起、大国转轨过程中，银行不一定非要全部都上市，但这并不意味着容忍政策性银行亏损、不盈利，不好好干，这是两回事。
《21世纪》：证券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应该如何做？
夏斌：崛起中的中国，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大投行，不管从哪个角度说。而且中国目前也有条件培养。对于引进外国证券公司的问题，要把引进外资股东与引进资金炒A股两个概念分开。外资入点股，参与证券业竞争，对提高管理水平、提高竞争力是好事，并不意味着让外国公司引入海外资金来炒中国股票。资本项下坚持逐步开放的过程，需要谨慎的是引进外国资金来炒股票。
《21世纪》：您讲了前60年，那么后30年您如何预期？
夏斌：到下一个30年末，不出政策意外，毫无疑问，中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肯定是世界前沿，名列前茅。道理很简单，因为到下一个30年末，中国经济总量逼近甚至超过美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人民币资本项下又全部开放，人民币在国际上可自由兑换，人民币市场必然是国际上最大的市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