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高健
1999年到2010年，这段足够让赫尔曼范龙佩从比利时众议院一名普通议员成长为欧盟“总统”的时间，似乎被用来证明作为欧洲1500年间最大规模货币改革载体的欧元实际上难堪大任。
尽管化解希腊主权信用危机的局面已然打开，但投资者的心灰意冷和投机者的“落井下石”，还是令欧元在2010年初经历重挫。所以，当惠誉评级下调葡萄牙主权信用评级至“AA-”且前景“消极”、欧元对美元汇率应声跌至10个月来低点时，并无太多人对此瞠目结舌。问世之时曾被期望能与美元“掰手腕”的欧元，正一步步走向“自废武功”的空前危局。
从制度层面来观察，欧元面临当前困境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元在1999年1月1日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性和法定货币地位的超国家性质货币”发行的。这意味着一旦危机切实发生，没有中央财政支持的致命缺陷将让欧元在流动性支持方面束手无策，反而是欧洲央行制定的通胀率2%、债务GDP占比60%和财政赤字GDP占比3%等上限数值，会束缚欧元区成员的自救行动。换言之，虽然作为区域统一货币的欧元有能力对危机冲击起到抵御作用，但在逻辑上，欧元区成员仍难以因为欧元的存在而得以有难同当。希腊、葡萄牙接连爆发危机，便是最好的证明。
因此，欧元目前需要区域内经济体各自经济复苏时刻的到来，以及一份在下次危机爆发前能够为自己增添些许“国家性质货币”特性的可行性计划。
然而，暂且不论为欧洲统一货币配备中央财政支持的难度之大，即使不久的将来真的出现了“欧元区财政部”，也只能算是一种“头痛医头”的客观调整。如果希望欧元本身乃至欧元区经济体远离当前危机状况，欧元区内部的深层次矛盾便不可回避，该区域主要经济体对自身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观认识，需要经历一次革命性的改变。
单从经济因素来看，当初欧元创立的根本目的之一，是为西欧经济体向东开辟新的销售和投资目标市场。特别是德国，两德统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水平下降，以及全球化进程加速所催生的保持竞争力需求，让德国工会在上世纪90年代接受了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并导致德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位于低水平。加之该国税率相对较高，作为欧元区最大经济体的德国，出口额远胜于进口额，其对出口市场的渴求可想见。
更重要的是，在出口主导的经济模式下吃到甜头的历届德国政府，既不情愿也不敢于对严重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进行变革，这导致了以该国为代表的西欧经济体对欧洲内部新市场的需求源源不断，欧元区扩张也因此持续加速。而原本经济发展状况相对落后的经济体的大规模连续加入，客观上拖累了欧元区整体经济即欧元的竞争力和稳定性。
当然，将欧元陷入困境的非制度性因素归于德国等经济体，既不科学也无法反映欧元区内部的真实现状。西南欧洲多个经济体过度举债导致赤字居高不下，同样削弱了欧元的吸引力，而这些国家也真的应该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说的那样，“想一想怎样让自己的企业拥有德国企业那样的素质”。但作为欧洲经济引擎，德国过分执著于出口主导的经济模式的负面效应显然更具破坏力，结果便是造成欧元区贸易的严重失衡。要知道，财政赤字长时间高于欧洲央行警戒水平的经济体并非只存在于欧洲的中部和东部。对于上述后果，法国财政部长拉加德上月15日就曾直言不讳。
实际上，就贸易平衡的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早在去年9月的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前就亮出了“发达经济体增加储蓄、新兴经济体增加消费”的提议。尽管奥巴马抛出该言论的目的是兑现其扩大美国出口的竞选承诺，但其寻求全球或区域贸易新平衡的思路，仍值得欧元区结合本区域内实际情况予以参考借鉴。
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格局变化愈发快速的今天，欧元区经济体只有同时依靠出口和内需两条腿，经济发展之路才会走得更稳当、更可持续，作为该区域统一货币的欧元才有望从根本上摆脱困局。但在实际操作层面，要让包括德国在内的欧元区主要经济体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还需有经济思维的重大转变酝酿而出。就像700多年前，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曾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打破思想的樊篱。
从这个意义上讲，欧元状况的短期转好有赖于欧元区成员合理应对连绵危机并顺利实现经济复苏；但其长期稳健发展前景，仍然亟须一场席卷欧元区的“经济复兴”浪潮能够适时涌起。